一、农耕社会无法全部向工商社会转型，社会性小农经济无可避免，新农村建设不可回避
关于农村社会的转型，目前在学界主要存在二大类别的判断：
一是主要根据资源有限论，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的有限论，尤其是石油资源的有限论，认为中国农村的农耕社会无法向工商社会转型。就是说，一个十三亿的东方大国要发展，要崛起，要过一种美国或其它发达国家一样的人均消费状态，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由于资源的约束，中国农村整个发展就必须建立在两个基石之上，一个基石就是发展的成果要为多个社会阶层所分享，而不能为一个或两个社会阶层所独享，而使更广大的阶级或阶层付出代价；第二个基石就是要小富即安，因为在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石油资源——硬约束条件下面，中国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去消费土地、消费土地上的资源，消费能源和其它多种资源，永远达不到像西方国家的那种消费水平。即中国只能够做到小富即安。也就是小富有而均，较为均衡的这样一种社会。按此观点，就要考虑如何在保持城乡相对平衡发展的基础上解决三农问题。不能把农村仅仅看成是一个资源的提取之地，而将来要抛弃之地。13亿人有相当一部分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长久地在农村生存，要建立起一个合乎于农民生活的那种环境，这样，三农研究的价值取向、农村社会转型的取向及新农村建设的地位就被确定下来了。
二是认为中国农村农耕社必然会完成向工商社会的转轨，并且这种工商社会能够以西方发达国家作为参照。但在这个转轨的过程，对它的时间长度、复杂程度、困难程度的估计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其一，大概再过二、三十年，中国社会的转型就可以完成，中国至少可以进入中等发达国家，可以达到所谓的全面小康。如果在这么一种框架下面，就是说三农问题出在农村，但是解决的出路在城市，在沿海，所以三农问题的着力点是研究在农村，但解题在城市、在沿海。有专家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比如说《长江边上的中国》就提供了这样一个完整的框架。认为，中国中部就维持一点：稳定；大量的人口向东部输送，主要向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输送，所以他们既反对三峡工程，更反对南水北调，他们说与其将水接到北方去让他们喝，还不如让北方和西部的人跑到长江边来喝水。所以，根据中国土地稀缺的现状，在东部沿海地区建造密集型的大城市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其二，根据中国是后发国家的基本事实，根据中国人口众多的基本事实，根据中国人口对土地的严重约束的基本事实，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将是一个漫长过程，工业要把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全部吸呐完毕，然后其他必要劳动力也吸呐过来，以此加快农村的发展，实现农村的现代化这样一个过程将是极其漫长的过程。所以对它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要有一个充分的认识。就是说，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可能会遇到经济的周期，大量被城市和工业吸收的就业人口，还有大量返回农村的可能。转轨虽然是必然，但是漫长，可能会出现曲折，甚至是某种程度的逆转。所以，三农研究的价值取向、农村社会转型的取向及新农村建设的地位也被确定下来了。
笔者的观点是，考虑中国农村的区域巨大差异性，中国农村的农耕社会将会有少部分可以完全向工商社会转型（比方珠三角、长三角的核心地区），这些农民的出路将是城市化，但大部分将不可能完成向工商社会的转型，他们的最好出路就是新农村。
从长远观察角度，资源约束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从近期观察角度，笔者提出一个了市场容量约束和农民文化素质约束的新观点。这个观点认为，市场容量约束和农民文化素质约束是更紧、更刚性的约束，这些约束更直接限制了中国部分农村农耕社会向工商社会的转型，更容易看清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按通常的表述，农民可以依靠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城镇化来实现向工商社会的转型。
事实上，无论是农业的产业化，还是工业化，都同时受到市场约束和农民文化素质约束。没有足够的市场容量，农业产业化和工业化显然是一句空话。尽量有人持不同的观点，但市场对食品类的农产品存在刚性约束却是难以驳回的事实。非常不幸的是，食品类的农产品正是农业产业化的重要基础，中国绝大多数农村，除了生产谷物、果蔬、肉类这类食品类农产品外，没有更多的选择。市场约束，意味农业产业化对于绝大多数农民只能是望梅止渴。更何况，农业产业化其十分关键的高昂组织成本降低和组织效率提高唯有城镇化才好解决。显然，工业化也有类似的市场约束情况。
关于市场约束，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粗糙的简单模型进行分析。试想，如果我国5亿农民都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每人每年要获取1000美元的纯收入，以20%的利润空间计，其平均产值大约要4万元人民币，那么，我们就必须为他们找到20万亿人民币的市场容量，如果全世界人口为50亿，则平均每人要购买4000元人民币中国农民的产品，这可能吗?当然，这非常粗糙的分析，既没有考虑内需，也没考虑其他产业(比方第三产业，但低素质农民们之间能相互提供什么样的第三产业?)，但可以作一个定性的考量.。
从实际效果来看，以增加农民收入为出发点的农业产业化从提出到实践已有不短的历史，特别从一九九五年左右开始的、由党中央组织的多轮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各级党委政府相继在农村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几乎到了社会总动员的地步，但绝大部分农业开发及农业产业化项目都以失败而告终，除了“楼”（村委办公楼）、“路”之外，农村面貌基本依旧，农民增收仍然成为包括共和国总理头痛的头号问题。
我们再来看城镇化。从思路上看，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可以直接增加农民收入，而城镇化更为巧妙，以改变农村的社会形态入手，充分利用聚集效应，大幅降低农业产业化、工业化的组织成本，提高农民的生产、生活效率，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城镇化，无疑是一条正确而根本之道。
但是，城镇化也会遇到一个难以绕过的巨大障碍：非农或涉农就业岗位供给严重短缺，大量农民移居后的生活与生产的矛盾无法解决。没有农业产业化、工业化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城镇化将是一句空话。所以，大部分人认为城镇化是农业产业化和工业化的结果。
可见，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工业化互为依存。市场容量的硬约束，既约束了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也同时约束了城镇化！也就约束了中国农村的农耕社会向工商社会的转型！
由此，一些专家及本人提出了小农经济对于目前农民的合理性、必要性，是目前中国农民的被迫选择的主张，如何在中国绝多数农民无法回避小农经济的现实基础上谋求中国农民的根本出路，如何安排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应该成为当前“三农”问题的重要课题。 当然，中国农民已经不可能过着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园式的小农经济生活，而是一种与工商社会紧密联系的社会性小农经济生活（社会性小农的概念首先由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徐勇教授提出），即社会主义新农村式生活。显然，社会性小农与自然小农有根本的区别，比方，前者可以以城乡摆渡人口方式进城务工取得工资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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