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南宁市河堤路14号是广西人民出版社旧址。正是由于改革开放，广西的各家专业出版社才能从这里走出来，形成今天广西图书出版社的格局。想起当年广西人民出版社旧庭院里阳光下挺拔的老樟树，葱葱绿绿的木菠萝树，旧式办公楼里灯光下的老编辑为人作嫁衣裳那辛勤工作的背影，回忆起当年在这里工作的情形和生活片断和改革与发展的点点滴滴的往事，在这里采撷一些个人的回忆，以飨读者。

难忘的岁月

1977年恢复了高考，我考入广西大学，重新进入课堂。由于10年“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上课没有课本，当时我们用的课本是大学教师根据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教案笔记和“文化大革命”前的教科书来编写，再油印装钉成册而成的。书荒成为当时社会的最大现实。书荒的原因是作为思想意识形态的重要领域的出版社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极大破坏，编辑队伍解散下放，很多出版社停办。再就是当时全国的纸张供应紧张，十分稀缺，1977年恢复高考的试卷还是动用了国家库存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才能如期开考。

由于书荒，当年在学校为了买到书，必须提前预订，每个月新华书店把近期即将出版的新书预告书单送到学校，由班上的学习委员给学生预定登记，交预定金才能买到书。记得当时为了买到深受学生欢迎的中外名著如《红与黑》、《飘》、《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青春之歌》、《家》、《春》、《秋》等，在校园里的新华书店门前常常排起几百人的长龙队伍，新书预告栏前也总是水泄不通，人头攒动。曾何几时，一本好书在众多的学生手中流传和争阅，成为书荒时代的读书特征和普遍现象，形成了当年大学校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仔细回忆起来，出版业的繁荣与发展与改革开放后的两件重要事件有关。一是1979年12月国家出版局在湖南长沙召开了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和198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这是出版领域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开创未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出版改革的起点。出版改革的重点主要集中在解决“买书难、卖书难”等问题。二是出版业的编辑、装帧、设计、排版和印刷等工艺，实现了从“铅与火”到“光与电”的历史性跨越。

1985年以后，出版业进行了改革，全国各地进行大规模的综合出版社分成专业出版社的行动。从1985年开始至1990年，广西人民出版社陆续分出了漓江出版社、广西教育出版社、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广西美术出版社和接力出版社等8家出版社（1981年重新恢复广西民族出版社，1986年成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由于出版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刚刚成立的各专业出版社急需引进人才，采取从社会公开考试选拔引进专业人才的方式。鉴于这个特殊时期的一次机会，我于1988年夏天被选拔进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担任编辑。

当时的编辑手段、操作方法、编辑观点、编辑思想和工作环境十分落后。刚刚分出来的几家出版社仍在南宁市河堤路14号广西人民出版社旧办公楼里办公，每家出版社占用一层楼办公，会议室是共用的，饭堂也是共用的。每个出版社的最重要的固定资产是几张办公桌，几部工具书和一部小货车。出版社的编辑部只有两部电话，电话号码仅仅有4位数，放在办公室的走廊上供20多个编辑共用。

当时，编辑的审阅的图书稿件大多数是由作者主动投稿，为便于计算书稿的字数，一律使用300字稿纸，还必须用钢笔工整抄写好后才能送交出版社。作者交的稿件通常是一大堆，达几斤重。作者完成一部20—30万字的书稿，不用说是写作或创作，就是抄稿件、爬格子也需要1—2年时间。

记得我进入出版社工作后所编辑的第一部书稿是武汉大学生物系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高尚荫主编的《分子生物学》。这部书稿共30多万字，还有图片400多幅，是老先生10多年科研的成果，由他和他的硕士研究生共同撰写而成。当时的编辑改稿规定用毛笔，并一律使用红色墨水改稿件，一目了然，便于工厂排版和校对。为编辑出版好这部《分子生物学》，我多次往返武汉与南宁之间，与作者通信达十多封。作者的要求十分严谨，促使了我的工作要严谨认真细致。

那个年代，编辑、校对和通讯的手段非常落后。作者与编辑讨论稿件的修改意见，一般情况下都是寄8分钱邮票平信，重要的信件经过领导批准后才可寄5角钱邮票的挂号信，与作者通信往返一次就是半个多月。只有在较为紧急的情况下，编辑才能与外地作者打长途电话，事先还要到办公室办理登记。今天，只要坐在办公室里，用一封电子邮件在几分钟就可以解决了。从编辑流程来看，出版一部图书至少要花3年时间，现在的数字印刷，只需十几个小时就完成了出版。

上世纪80年代，我们到北京、上海开会和组稿都是乘火车。1989年冬天到北京组稿和开会，我们用纸箱装了橘子和香蕉，用手提着纸箱走进站台，再搬上火车去。到了北京下火车后，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走出又长又远的北京站，再挤上人群拥挤的公共汽车，南方水果先放在旅馆里，开会时再送到开会的地点。在物质商品十分匮乏的年代，这些水果在北京都没有，作为一个编辑，为了多出好书，对作者的心意和尊重，不远千里迢迢，在天寒地冷的冬天搬运几箱水果乘火车去北京开会，在今天看来那是无法想象的。

历史的跨越

20世纪70—80年代，人们经历了买书难的时代，出版社出版一本图书要花上几年的时间。原因就在于印刷厂仍在使用沿袭了上百年的铅字印刷工艺，仍是“以火熔铅，以铅铸字，以铅字排版，以版印刷”，一个捡字工人工作一天相当于走了14公里，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打针排毒。铅字出版印刷能力极低，一般图书从发稿到出书要在出版社压上一年左右，有的要拖二至三年，众多的科技书刊、杂志、学术论文积压未能出版，等到发行时已经成了旧书，报纸杂志的数量品种也十分贫乏，落后的排版印刷技术已经严重地影响了我国文化的传播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广西的印刷厂的排版工艺就更加落后。那时的编辑、排版和印刷还处于原始的“铅与火”时代，书刊的排版、装帧、设计、印刷等十分落后，纸张的质量也很差。印刷厂车间人数最多、最辛苦，工作环境最恶劣的是排版车间，由于铅字是有毒的，排版工人是有津贴补助的特种岗位。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为了赶排《当代中华科学英才丛书》150多万字书稿，广西民族印刷厂的20多个排字工人，分两班16小时轮流在排版、改版和送校，花了几乎近30天才完成三个校样。排版师傅一天拣选铅字要走20多公里，劳动强度非常大。

20世纪80年代北京大学王选教授成功地研发了电子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90年代正式投入出版业装备使用后，为中国出版业提供了先进的技术装备和世界一流的照排技术，使中国出版业告别了“铅与火”走进“光与电”的时代，极大地催生了中国出版业的技术创新和繁荣发展，提高了出版生产力，中国出版业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1980年，这套系统的电脑软件排印出第一本样书《伍毫之剑》，1985年，新华社第一次排出了新闻日刊，1986年，《经济日报》成为全世界第一家采用屏幕组版、激光照排的中文日报，1987年，《经济日报》出版了国内第一张激光照排、整版输出的中文报纸。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王选教授发明的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和电子出版系统，我国的出版行业不但要花费巨资购买国外的技术和设备，还要被迫让出巨大的市场以换取高端技术，中国书报刊出版技术和应用水平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处于世界的前列。

说到王选教授，他与广西出版界是十分有缘的。1988年，在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研究所专家的推荐下，我们专程来到中国科学院学进行组稿，在北京大学见到了王选教授，终于拿到了《中国激光照排之父——王选传》的稿件和大量珍贵的照片。经过2年多的编稿和审稿，1991年《王选传》在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后来此书成为北京大学电子信息学科学生的必读书。

我作为该书的责任编辑，为编辑出版好这部书，与王选教授往来信件达20多封。每封信都是他的亲笔信，作为北京大学的教授，他的信是一字一句、工工整整地书写的，他没有叫自己的学生，也没有叫学术秘书代写。1991年1月《王选传》正式出版，但十分遗憾的是《王选传》仍然是用铅字排版印刷的。王选了解到这个情况，1993年专程从北京来到广西，亲自到广西给各报社、出版社和印刷厂讲课，介绍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在此期间，我有幸地陪同王选参观考察，当面聆听王选老师的讲课和指导，受益匪浅，记忆犹新，难以忘却。不久，广西日报社、柳州日报社、广西民族印刷厂和各出版社的编辑排版系统都用上了王选教授的激光照排系统，极大地解放了出版生产力。

现在中国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占领了国内报业99%和书刊出版业90%的市场，方正日文和韩文出版系统早在2001年就已经开始进入日本、韩国市场，汉字出版系统后来也打入了欧美市场，占领了80%的海外华文报业市场。

美好的明天

随着出版的繁荣与发展，科学技术在出版领域的不断创新发展，广西各专业出版社的原始积累在1995年以前基本完成，从南宁市河堤路14号一栋旧的五层办公室分离出来，现在广西的8家专业出版社都有自己的几千平方米办公大楼、宿舍大院和电脑网络、网站、销售发行中心和汽车队。

1992年5月，广西出版的《当代中华科学英才丛书》荣获中共中央宣传部第一届“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第一届获奖图书全国仅仅有10种，是从全国500多家出版社评选出来的，实现了获国家级图书大奖的历史性突破。1992年9月广西出版的《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研究》由薄一波作序，第一次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的首发式，1993年10月，《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研究》荣获第七届中国图书奖。改革开放15年时，广西出版业已取得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改革开放30年来，广西有几十种图书荣获国家级图书奖。广西的出版从单一纸媒介走向多媒体发展，跨地区经营，从出版图书到出版电子音像读物，再到跨国界、跨时空的第四媒体互联网出版，到以手机媒体为传播的第五媒体的出版物，实现了从“铅与火”到“光与电”，再到“数字信息与新媒体”的质的飞跃，从立足广西、面向全国、走向世界。

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广西出版业有了历史性的飞跃发展，目前有图书出版社8家，音像电子出版社9家，报纸71家，期刊184家。2007年广西出版业的资产总额已达82亿元，销售收入82亿元，利润总额4.9亿元。2007年共出版新书2566种，总印数2079万册。截至2007年，从国外引进图书近2000多种，共有200多种中文图书被翻译成英、法、俄、日、德文，输出20多个国家，实现了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广西出版人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做出了骄人的业绩，引领着时代精神，随着科学技术的向前发展，出版多种载体的变化，还将不断催生新的阅读方式。

后记：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亲历了出版领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解放思想、体制变革、编辑智能化和印刷科技创新等重大历史事件。随着出版业春天的到来，我参与了其发展并一道历练成长，见证了体制机制创新、出版事业繁荣、出版产业发展壮大的历程。

我的这篇文章是在智能手机的键盘上完成的，通过手机蓝牙功能传到笔记本电脑上排版，再通过互联网传送到报社编辑部，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出版编辑手段，也是新型的文化传播形式。文章既可以在报纸上发表，也可以在手机上浏览，还可以在互联网上的博客在线发表，网络编辑出版与新媒体终端相连实现的全球同步阅读，是改革开放30年的出版领域中最重要的成果和历史性的飞跃。（作者：黄健，系广西新闻出版局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