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今日早报》7月21日报道，“杭州市的市长和副市长们，每个人都要聘一名信访联络员，以便第一时间了解掌握社情民意。”7月23日上午，杭州的市长们还要就这一创新举措开会讨论，并将在网上视频直播，以倾听民意。建立市长信访联络员制度，便于市政府领导了解涉及民生问题的信访信息及其他重要信息，通过信息梳理、调查和研究，为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和及时解决问题提供第一手资料。

贵州瓮安“6·28”事件，广州市长“摆摊”接访“始知百姓难”等新闻，至今依然历历在目，这些轰动性的事件，足以引发我们对现行民间诉求机制的拷问和反思。

如今，杭州市明确提出，信访联络员应是常驻市区的市民，以及曾多次向各级信访部门实事求是反映问题、提出意见建议的市民。我们的每级政府不是都有信访等相关职能部门吗？杭州市的市长和副市长们，为何每个人还要聘一名信访联络员作平民耳目？还要出台《建立市长信访联络员制度的实施意见》？新闻里已经作出了很好的回答。而且就在前几天，杭州市市长蔡奇在接待信访群众时更说，“政府就是需要这些管闲事的热心市民。今后，我和7位副市长每人都要配一个信访联络员，成为与群众联系的直接桥梁。要想成为联络员，只有一个条件，就是爱管闲事。”

让市长们“第一时间了解掌握社情民意”及“第一手资料”，这难道是件很困难的事吗？现在看来，的确有些难，而且不是一般的难，广州市市长张广宁在大接访后感叹“始知百姓难”，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在目前的民间诉求机制下，在顽固的“报喜不报忧”的习惯思维惯性下，我们的市长们从相关职能部门那里究竟能“第一时间”了解到多少“第一手资料”？又能“第一时间”倾听到多少百姓的怨声？这不得不让我们担忧。现在，很多省市领导都在身体力行地深入基层，变“上访”为“下访”，目的就是力求在“第一时间”了解到“第一手资料”。以瓮安“6·28”事件为例，试想，如果当地原任县委书记和县长能做到这两个“第一”，及时疏导百姓情绪、化解百姓怨气、解决百姓疾苦，局面何以会如此失控？影响何以会如此恶劣？

在这种诉求“桥梁”严重断裂的背景下，杭州市市长和副市长们要聘请“爱管闲事”的信访联络员，让我们看到了领导层修补甚至重构民意诉求“桥梁”的决心和技巧。杭州市规定，信访联络员的主要任务是及时收集各类倾向性、苗头性信访信息，尤其是涉及民生问题的信访信息，“可直接向联系市长或副市长汇报”。可以设想，市长和副市长们有了爱管闲事的平民耳目，必然会“耳聪目明”！当然，市长和副市长们每个人只聘请一名信访联络员，似乎是少了点，正如有网民建议的：还不如建立一个组，可以由委员、代表、各民主党派及各界群众组成，以采集更多民意。

我们期待能有更多的市长、省长们，多聘些“爱管闲事”的平民耳目，“第一时间”知民情、解民疾、得民心。

（吴杭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