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一个陌生人要在一群人里找一个教授的话，那他准会把郑军里给揪出来。原因是他长得太像教授了，或许他就是按着教授的模子长的：标准的五官、标准的不苟言笑、标准的举手投足。在这个教授都长得不像教授的年代，在这个绝对不以貌取人的社会，郑军里教授偏偏就像个教授，不给别人一点点意外。 但是，他的画却不像他的外貌那样温和。画人物，不是一个眼睛高就是一个眼睛低；画动物，不是腿短，就是身长。反正总之，他画得人不像人，马不像马，就那么几点，就那么一坨，把墨汁当钱存，舍不得在纸上哪怕多泼一点点。然而，只要你的目光不小心落到他的画上，就一定会像皮鞋粘住口香糖那样被粘住。你会发现在几团颜色和断断续续的线条里，有人的准确状态，有马的奔腾气息，一种叫做气势或者意境的东西渐渐产生、扑面而来。这便是郑军里的画，他把别人在山水、花鸟画里的大面积留白，放到了人物和马的身上，把卡夫卡小说里的变形夸张搬上了中国宣纸。当某些画家还在为画得不像而摔杯子砸碗的时候，郑军里却敢于向“不像”大胆地迈进，追求神似形不似的散文效果，变形夸张到有点无厘头。他用画再次证明画就是画，不是生活再现。 千万别怀疑郑军里的基本功，他可是地道的学院派，先习油画，后学中国画，擅长工笔人物，一看就知道是严格学过素描的。他不是化肥催生的禾苗，而是在南宁街头慢慢长起来的树，年轮细密，材质过硬。具体的表现就是他曾经被这个世界惊吓，曾经有过挫折和打击，就像树沐浴风雨。十岁那年，“文革”开始了，喜欢书法的父亲不让他出门，他就和哥哥郑军健（后来成了书法家）躲在家里练字、看画。他由此拥有了临摹书画的大把时间。对于幼小的心灵，只要有个妖魔鬼怪吓着，都会激发灵感。在极端的环境下，他画画的灵光偶尔一闪，立刻就引起了他母亲的惊讶，于是托人给他找了一个画画的启蒙老师——徐杰生。那时候，画画并不热门，老师要碰上一个真爱画画的学生，比现在买彩票中奖的概率还低。因此，徐老师遇到爱画画的郑军里，其兴奋程度丝毫不亚于郑军里遇到他这个老师时的兴奋。郑军里的基本功就是在徐老师这打下的。 当时的郑军里只是把画画当业余爱好，并没有胆子把它当成职业。他的命运还得跟随形势，画笔和画夹不得不陪伴他来到插队的地方。在这里，或种菜或插秧，干的全是农活。每天晚上，别人因为体力透支睡得鼾声四起，但是他却冒着让上帝发笑的危险偏要思考。他看不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反而加倍地觉得孤独、无奈，甚至对未来一片茫然。要不是因为画画这点爱好，他就不知道如何打发鸡鸣狗叫的长夜。宿舍的泥墙上，贴满了他抄写的鲁迅诗词，挂满了他画的农民素描。白天，他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晚上，他是个用画画解闷的徘徨者和孤独者。为此，他被点名批判，说他有成名成家的思想。徘徨者和孤独者身上又多了一份挫败感。 凡是成功的人，都会毫不吝啬地肯定童年的不幸、命运的挫折，他们甚至高喊“感谢生活”的口号。如果我们不承认弗洛伊德的理论，那么，生活的磨难就一定是艺术的催化剂。假如没有“文革”岁月的刺激和插队的挫败感，我就很难理解郑军里身上那股勃勃的生机，以及他内心强烈的艺术冲动。 插队两年后，他被南宁市文化局抽调，跟一些会画画的人画“解放广西”系列，他的作品参加了广西美展。1977年，他考上了广西艺术学院美术系。这时候，比他肚子更饿的是精神饥渴，比做学长更渴望的是艺术长进。他有一种强烈的不满足，却又不知道去哪里抓食，只能从新杂志的封二、封三上，了解那么一点点外面的信息。但是，这点点信息满足不了他庞大的精神之胃。于是，他找朋友，请他们用照相机拍下四川美院和中央美院的画作，然后把底片寄到广西。往往底片一到，他就连夜冲洗，生怕慢一两秒钟看到那些画，就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底片带来了当时中国最前卫的画作，也有力地冲击了他的观念。他再也坐不住了，用饼干当正餐，没日没夜地画，就希望能像中国赶超英美那样赶超别人。回忆那段用功的经历，现在他都还佩服自己。他说到目前为止，他用来画画的时间，起码是现在美术系学生画画时间的三倍。他又一次证明，即使再聪慧的人也必须勤奋。 他的新观念和扎实功底为他赢得了机会。1982年，中国画研究院在各地选拔优秀画家进京学习，他被选中。这个班一共20人，由著名大家黄胄带队。因为黄胄的关系，他们在故宫和中央美院附中幸运地看到了部分历代著名画家的原作。那才叫真正的大开眼界！曾经学习的范本近在眼前，甚至可以临摹；曾经敬仰的大师，比如黄胄、叶浅予和蔡若虹就有身边，可以当面请教。忽然置身于这样的环境，郑军里不仅仅是陶醉，他还感觉到了压力。他知道凭经验、凭技术都画不过人家，唯一可拼的就是广西少数民族题材。学习半年之后，他回到广西，立即就组织几个画家到南丹的白裤瑶地区体验生活，写生。乡下的食品如何难吃，跳蚤又如何欺负他？就不必说了，关键是他在这里看到了山民的粗放和野性，找到了适合他艺术表达的对象。这是个特殊的文化时期，中国敞开国门，各种艺术观念像八面来风，打得艺术家们晕头转向。但是，很快，作家们纷纷把写作视野投向荒郊野岭，寻找文化之根。导演们调转镜头，瞄准了沉默的大地。特别是广西厂的导演，他们正在为拍《一个和八个》、《黄土地》作准备。各种艺术门类在没有红头文件、没有领袖号召的情况下，全都步调一致地投身乡野，寻找对抗外来文化的力量。郑军里与他们同步，这标志着他拥有了跟全国画家一起赛跑的机会。 零敲碎打的画画，他很快就不满足了，总觉得应该有个大系列。但这个大系列是什么，他还不是很清楚，只是隐约感觉到了内心的强烈冲动，就像地震的前兆。一直，他都是个在艺术上喜欢探险的人，抽象的画法、现代派的技巧，他从不拒绝，甚至于尝试用刀叉吃中餐，用黄油拌米饭，穿唐装打领结。所以，在他的中国画里从来不缺西方的绘画造型，各种画派都曾经光顾过他的画作。当技法和颜料在他的画作上慢慢改变时，他发现了一个真理，那就是笔可以改、纸可以变，独独我们的文化精神和内涵不能变。大系列就这么一下撞上来了，叫做“华夏风流人物”系列，从盘古开天地画到清代的曹雪芹，每幅76×76厘米，共120幅。那时候他刚有两间小房，住着妻子、孩子和保姆。要是有人睡觉，他就趴在地板上画。如果床铺空出来了，他才有直起腰杆的机会。120幅，每幅的构图既不能重复，又要饱满，智力的挑战远远大于体力的支出。在没有任何定金、尚不知道画作出路的情况下，他整整折腾了一年时间，才把120幅全部完成。 这些画作在静静地等待出路。1986年底，周氏兄弟原计划在中国美术馆搞画展，但是出国之后就没回来。文化厅负责画展的人不想失去这次机会，听说郑军里有个系列，就来找他，问敢不敢去北京搞画展？机会终于来了，当郑军里的画运到中国美术馆时，馆长很不高兴，说不是搞周氏兄弟的吗？怎么来个姓郑的？广西方面低声下气，说领导、老师，你先看看画吧。展开郑军里那像列车般整齐的120幅画作，馆长的眼睛顿时亮了，说这是今年中国美术馆最好的画展。“华夏风流人物”系列展出之后，在北京引起不小的震动，好多名家都来看画，其肯定的言辞接近于肉麻。报上说一个29岁的广西青年给北京画坛投下了一枚原子弹。中国美术馆选出其中七幅，作为永久收藏。郑军里被中国画研究院聘为首位院外画师。座谈会、讲学活动一个接着一个。他的画名传播到了日本、新加坡等国，求画的、拜师的纷纷找上门来。他终于从著名已婚青年变成了著名画家。他再一次证明机会只给那些有准备的人。 他刚一出名，市场经济就来了，有人给他开大价钱。但是，他不喜欢画的多少钱也不画。他所有参展过的与发表过的作品一幅也不卖，全都留着，似乎是要给后人留下完整的系列的研究实物。这个时期，他又把目光转向了“少数民族人物”系列。每年，他都要到广西最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去采风、写生。和当时到南丹县采风时所画的作品不同，现在他的民族人物系列不单单是粗犷和力量，里面有了更复杂的内容，也就是说他的画开始有了深层次的思考。他从对历史人物的思索转入对今天少数民族人物的思索，其技法更为娴熟，每一笔都是物像结构，没一点废笔与败笔。马要动起来，人要活起来，他们的脸上和肢体都要有今天的生活内容。在他的笔下，绝不允许今天的人画出古代的脸和体态。就连颜料他也改进，有时是广告黑和宿墨，特别粗糙的颜料。他坚持用现代技法画现代人。大部分中国画画家都愿意画山水花鸟，但是他却把画笔对准了人物，对准马匹，对准生活和内心。他比过去沉静了，当前的任务不再是出名，不再是为冲出广西而激动，而是要给中国人物画添加新内容，给后人留下值得学习的东西。 他从十岁开始习画至今，已经40个年头了，现在他是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美协会员、广西美协副主席、漓江画派促进会副会长、广西艺术学院中国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这些霓虹灯一样的光环，并没有干扰他的画画。他笔下的题材从“历史人物”到“唐宋诗意”，从“民俗风情”再到“民族人物系列”，一变再变，他又一次证明只有不停地探索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表面看，他没什么特别之处，只是用行动证明了几个普遍道理：画就是画，不是表演艺术、即使再聪慧的人也必须勤奋、机会只给那些有准备的人、只有不停地探索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每个人都有证明这些观点的机会，但要真正做到，很难。所以，我要说郑军里其实有过人之处。（东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