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川农办主任自杀反映出灾区干部心理压力巨大亟须更大释放

新华网成都１０月１１日电（记者江毅 叶建平 周婷玉）最近，四川地震灾区一名基层干部因生活和工作压力过大而自杀身亡的事件引起全国强烈关注。如何帮助灾区基层干部更多地释放其巨大的心理压力，成为时下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

１０月３日下午，在汶川大地震中失去１２岁的儿子及另外几位亲人的北川羌族自治县农委主任、救灾办主任董玉飞在其临时办公地点自杀身亡。４０岁的董玉飞因在抗震救灾行动中公而忘私、表现突出而获得农业部抗震救灾先进个人称号。

据记者了解，董玉飞在留下的一封遗书中透露：从抗震救灾到灾后重建，他每天都感到生活、工作压力太大，感到无法支撑下去，“想好好休息一下”。

“一位看似铁打的汉子，最终采取这样的方式倒下，真的让人很意外，痛惜之余也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北川羌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冯斌对新华社记者说。

记者采访发现，四川地震灾区的基层干部对董玉飞的自杀身亡普遍感到心情十分沉重，并开始进行反思。

“董玉飞自杀虽然是个人的过激行为，但直接反映出目前基层干部工作压力太大、心理负担过重的现状。”地震极重灾区绵竹市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罗应光说。

罗应光介绍说，地震发生以来，大多数灾区基层党员干部都处于一种超负荷工作、疲于奔命的状态，一方面上级部门安排的救灾和重建任务非常繁重，目前的工作量至少是震前的５倍以上；另一方面，灾区群众的迫切诉求甚至是一些人的怨言，也都直接反映到基层干部这里。

“现在这个时候，在这样的岗位上，我们必须要无比的坚强，每天要处理那么多事情，不允许我有流泪的时候。”绵竹市副市长郭永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眼里透出深深的哀伤。郭永福２２岁的独生女在地震中不幸遇难。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副院长、心理卫生教授张伟分析认为，地震灾害发生后的３到６个月是心理危机的集中爆发期，灾难初期的紧张情绪逐渐缓解后，失去亲人、失去父母儿女的心理打击会变得日益沉重，大量心理问题将在这段时间暴露出来。

“基层干部是各种压力的集中点，上级的任务、群众的要求等，全都汇集在他们的身上，然而他们也是普通人，也是灾民，”张伟说，“但是，目前在整个地震灾区，基层干部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仍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来自广东省珠海市的心理辅导师王（山旁亘）地震后一直在四川灾区辗转进行心理辅导援助。他分析认为，目前工作在汶川地震灾区的心理辅导队伍人手有限，在顾及灾民和学生的同时，无暇顾及基层干部；另一方面，基层干部大多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工作经验，因此需要更有经验的心理师去帮助他们。

冯斌则坦言，事实上，北川县组织部门早已考虑到基层干部的心理问题，并采取过一些措施，“但工作实在太繁重了，有些问题想到了，但没有条件去解决”。

据冯斌介绍，北川县有关部门采取过的措施主要包括：对家属遇难的职工进行集体慰问，单位内部召开思想交流会，火线提拔７９名抗震救灾中表现突出的基层干部，将家中有亲人遇难且确有困难的基层干部进行岗位调整交流，将其由条件较差的地方交流到稍好的地方任职等措施。

“我们能做的，也就是通过组织措施，争取在党政系统内，消解大家的心理矛盾，鼓励大家奋发向上，但我们广大基层干部确实也需要专业的心理治疗。”冯斌说。

受访的基层干部则呼吁：全社会要给予他们更多的理解和关心。

“重建工作任务那么重，哪里出点毛病，群众就会不满意。我们在耐心地给别人做思想工作的时候，谁能想到我们自己也是灾民，也有亲朋好友遇难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北川县干部对新华社记者说。

他说：“但愿董玉飞是灾区第一例，也是最后一例干部自杀事件。”他受访时腰上还绑着带钢架的腰带用以固定地震中受伤的腰椎。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副教授马弘说，政府官员的心理干预不仅是心理卫生专业人士的事情，政府也应该开展“行政救援”，对灾区的干部实行强制性轮替、轮休，进行心理干预。

“需要针对政府官员采取强有力的切实干预措施。”四川绵阳市卫生局局长雷百灵说，政府官员如果有健康良好的心理状态，也会促进和提高灾后重建工作的效率。她表示，将利用媒体等手段，加大对心理健康问题的宣传，“灾区的心理援助一刻也不能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