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级别限定党政领导干部出访次数，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我们公务出访管理的有效机制。但在执行中，由于这样的指标和量化，都是以职务大小来决定的，实际操作就成为上行下效官员的福利或待遇。因此“提醒”相应级别的干部“完成出国指标”就成为岁末年初一些地方政府外事部门的“服务日程”，有时甚至不得不为了“完成指标”而巧立名目。（12月3日《人民日报》）

此前，一则名为《我无意中捡到的某市公务员出国考察费用清单》的帖子在网络论坛上登场，网友哗然，大家没有想到所谓的出国考察竟然是如此挂羊头卖狗肉，随着纸媒的介入，民众越来越迫切想知道，如此名不副实的出国考察何以冠冕堂皇地成行？还有多少这样的劣质出国“考察”？如今，悬念被释疑，真相逐渐得到了还原，原来一些所谓的出国考察，竟然是为了完成出国指标。

令人气愤的是，在一些地方，“提醒”相应级别的干部“完成出国指标”，成为岁末年初一些地方政府外事部门的“服务日程”，有时甚至不得不为了“完成指标”而巧立名目。事实的确如此，江西省某机关一位公务员透露，一个地级市每年组织的各类公款出国(境)活动上百批次，名目五花八门，“指标内”可以出访的名义有考察、学习、培训，指标不够，也可以招商引资、商务考察、对口交流等名义组团出去。

可以说，如果一旦存在考察是为了完成出国指标这个前提，一切疑窦便可迎刃而解。每年公款旅游高达数千亿元，便有了答案；某省考察团伪造芬兰司法部邀请函，擅自变更出访路线、增加目的地国家，也是必然的事情；至于温州在一个月内制止了不符合规定的党政机关外出考察组团99批，也是正常的了……

当考察是为了完成出国指标，就会衍生一系列光怪陆离的现象。比如，有的官员把出国当作了一种负担，出国出得太多，产生审美疲劳，因而不胜其烦；有的官员有出国指标，却无正当理由，于是就巧立名目，为了完成出国不惜编造苍白的谎言；于是还会出现名为考察先进城市的管理经验、实际上去赌城的情况；笔者以为，还可能出现一些情况，会刺激一些人的攀爬心理，因为出国是一种待遇，是福利，出国次数多寡与地位高低息息相关，于是，同级别的官员互相竞赛，那些没有资格出国或者出国资格少的公务员，会铆着劲攀缘，把出国当作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当然，还有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是，那些因意外原因被曝光的考察团，会颇感委屈。以新余这起变相公费旅游违纪案件为例，一些新余市干部的第一反应是“他们运气不好，只能自认倒霉”，市外事侨务办公室副主任等人被查处，“太倒霉”。想想看，如果同是巧立名目，有的安然无恙，在办公室里优哉游哉，炫耀地讲述着异域风情，有的却因偶然因素未被批准，或者被曝光，自然让后者心绪难平，大呼倒霉了。

曾几何时，“年终突击花钱、完成预算进度”成了一些部门心急火燎的头疼事，有论者认为，这是与预算编制的方法、科学性、细化程度不够有关。那么，为了完成出国指标不得不巧立名目，不得不烦劳外事部门提醒，是不是也与预算编制不科学有关呢？应该说，有一定关系，但不完全是。知名学者李炜光认为：“大量纳税人的‘血汗钱’被肆无忌惮地滥用，或被毫无顾忌地挪用，与国家立法机关、公民几乎丧失对预算的控制与监督能力，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考察是为了完成出国指标，一方面是因为预算编制不透明，更主要是与公众监督乏力有关，试想，如果不是意外，公众能知道事情真相吗？如果每一个考察是阳光的，都公开透明，置公众的监督之下，那些伪考察还会大行其道吗？

同时，考察是为了完成出国指标，还与现行机制僵化有关系。依据级别限定党政领导干部出访次数，应该说初衷良好，但为何在实践中发生变异了呢？这是因为职务成了享有福利、享有特权的代名词，只要拥有一定级别的职务，就会享受到一定标准的制度性供给。如果职务单纯和福利挂钩，而又缺乏足够的异体监督，所谓的约束性次数就必然成为衡量特权大小的标准，公费旅游就成了合法性的腐败了。比如，一些地方规定：“除工作特殊需要外，委领导出访一年一般不超过一次，处级干部二年不超过一次，处以下干部三年不超过一次。”实际上，这些规定貌似约束，在施行中就演变为执行标准了。

公款出国旅游，为公众所愤恨，为党纪国法所不容。今年8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专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因公出国(境)管理的若干规定》。显然，要遏抑考察是为了完成出国指标等怪象，仅靠发文还不够，还需要从健全公众监督机制入手。（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