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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函求免刑,底线何在?

漫谈万象

□四川 戈海

以公函求免刑,底线何在?

王成喜/漫画

四川省眉山市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郑某某在大理市发生交通肇事撞死路人后,让弟弟顶包。被交警识破后,郑某某被检察院诉上法庭。其所在单位领导亲自跑到大理,向大理市法院递交了免予刑事处罚函,以组织的名义请该院对郑某某免予刑事处罚。大理市法院未理会该局对审判的“另类干涉”,以被告人郑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据《春城晚报》8月11日报道)

交通肇事且逃逸、找人顶包,郑某某的行为绝对属于咎由自取,依法判罚合情合理。但被告所在单位的领导居然亲自到法院,以“组织的名义”发公函求情免刑,这到底是权力太过无知还是太过傲慢?

说无知,是因为法院的量刑,是根据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情节轻重缓急,以及在公安机关破案中犯罪嫌疑人的配合程度,不是你拿了公函就可以左右判决的。至于傲慢,则是其领导过度估计了权力对法律的干涉力,“以组织的名义”发公函求情,需追问,是什么“组织”这般无礼?以公函的形式请求免刑,公权力的底线何在?

妄图以行政权力干涉司法判决,究其因,与长久以来形成的权力习惯性越界有关。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一些官员认为可以功过相抵。在领导拿着的公函中,请求免刑的理由就是“郑某某工作表现优异且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而根据现有的法规制度,犯罪嫌疑人在岗位上的优异表现并不能作为量刑标准,如果功过能这般相抵,岂不是个人贡献成了违法犯罪的通行证?

权力有权力的道,司法有司法的门。各司其职,各守底线是根本。以公函的形式干预司法公正,实际是权力越位、制度失范的结果,有悖于法律,也是在过度消费公信力。作为权力部门,更应该遵纪守法,配合司法部门行驶职权。而滥用公函,干预司法判决,等于向在职人员传递一个错误的信息——你们违法被惩戒,会有公函来兜底。这样的做法与交通肇事逃逸是一样的“恶行”,甚至更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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